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后现代社会理论梳理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哈贝马斯的共同行动理论是独树一帜的。他不仅继承了德国社会理论注重思维深刻性的传统风格，而且在许多重大理论观点上同利奥塔、布迪厄、福柯和德里达等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理论存在尖锐的对立。然而，不论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有何种特殊性，它仍然是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代产物，在其许多明确反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话语中，蕴含着对后工业社会的深刻理解，潜存着同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致性。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著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理论与实践 、 沟通与社会进化 、 沟通行动理论以及事实与规范之间等。一、理论派别新马克思主义-综合取向新马克思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成为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综合趋势的主要流派之一。这一派别的理论家们在修正和重构的基础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就是其中之一。哈贝马斯的综合尝试集中体现在沟通行动理论一书中。哈贝马斯既想继承和保持马克思关于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又要抛弃有关阶级觉悟好阶级革命的乐观主义立场；他既想引入韦伯关于现代社会合理化过程的分析，又要避免韦伯对这种合理化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悲观主义论调。他将马克思的解放全人类的思想、韦伯的合理化分析、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和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的三系统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早期批判理论家的思想以及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等理论的互动观点等理论综合在一起，形成了其独特的新综合取向的社会学理论。与韦伯关于合理化过程必然给现代社会带来不良后果的悲观主义论调相反，哈贝马斯认为，这些不良后果并不是合理化过程的必然结果。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由于与“沟通性理性化”相对的“目的性理性化”使金钱与权力侵占了互动领域，这种“殖民化”打破了日常世界与围绕着人类及其生存的物质生计而运行的社会系统过程之间的平衡，使技术控制取代了民主过程。换言之，金钱与权力之类的“非语言媒介”取代了再造生活世界的沟通性行动。因此，要避免人的异化，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就需要加强沟通性理性化，把金钱与权力等“侵略者”赶出主体间的符号互动，即沟通行动的领域。上述思想不仅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了韦伯的思想，也引进了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及语言学的观点。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虽然其他理论家对哈贝马斯的理论颇多微词，但它确实包含着许多独创的、有益的构想，也为其他理论家的进一步综合提供了动力和条件。二、 理论背景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在近二十年来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显学，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与 20 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主导思潮相违背。20 世界 90 年代以来， “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论”可以说是对现代人影响力最大的两股相辅相成的思潮，它们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这再也不是一个有绝对和普遍的准则趋评估和指引人类行为的年代。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其中最受争议之处是他企图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基础”来描述、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 “沟通理性”是哈贝马斯学说的中心概念，正是这一概念引来不同学派强烈的批评。哈氏用以证明其沟通理性的论据相当复杂，由纵贯的角度着眼，他跟随帕森斯早期的研究路向，试图从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来指出沟通理性或沟通行动论的可能性，其中对他这方面的理论影响特别深的，是韦伯的西方理性化发展理论，其次是涂尔干、米德以及帕森斯和马克思有关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在横贯层面上，哈贝马斯引用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分析，建立他的“普遍语用学”理论，同时也跟随皮亚杰和柯尔柏格的结构发展心理学，以此来进一步说明和正是西方理性化的进程，具有一种进化色彩的发展方向。三、 理论概要（一） 共识真理论与沟通理性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论的中心论点，是批判“科技理性”对人类的控制。在现代人心中，科技理性变成了“理性”的同义词，哈贝马斯则企图以“沟通理性”代替现时狭义的“理性”概念。1.起点：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实证主义是当代社会研究的主流学派。实证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还原至一些“基本现象” ，所谓“基本现象”是指研究者只需要依赖纯感官的忽觉，而不用加上任何演绎便可以了解的现象。任何“事实陈述”都是基于不用演绎的基本现象上的，因而事实陈述可以透过没有价值介入的纯感官的触觉而被客观验证；二是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一个理论或语句的真值，取决于该理论或语句的描述是否跟外在世界吻合，这即是有名的“相应真理论。 ”哈贝马斯对实证论的批判主要针对两点：科学主义和科学的政治观。 “科学主义”认为所有知识的建构应该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典范，因为自然科学知识充分表现出其可以客观验证的特性。 “科学的政治观”则认为科学知识可以客观地解决一切政治和道德上的问题，现代政治里所强调的专家意见和专家统治清楚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地反应了这一观点。这里引出了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即预设知识具有客观性，并与价值判断区别开来。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强调知识应局限于具有客观验证基础的研究范围内，而价值及道德问题是不能客观验证的，因而也不是知识，只是代表个人的主观看法。因此，要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才可以获得正确的知识。受实证主义的影响，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强调一种价值中立的生活态度，强调个人在一切价值抉择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现代社会组织里的科层结构形态以及组织内的“非人化”统治特征，处处表现出此种现代性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哈氏对实证论的批评可以还原为对“价值中立社会研究”的批评。2.共识真理论的提出在对实证论展开严厉的批判之后，哈贝马斯提出了“共识真理论”去抗衡实证主义的验证程序和相应真理论，并希望由此建构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基础” ，来理解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哈贝马斯与其他非实证论者一样，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有本质上的区别，社会现象是由相关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所构成的，因而不能用自然科学的程序去检视或证实社会科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共识真理论” ，即认为任何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绎，而语句的真假值是由参与讨论者在相关的社群规范制约的压力下而达致的共识来决定的。这一真理观假设人有进行理性讨论的能力，而共识是参与讨论的人在一个容许自由讨论的社会或公共空间中，在没有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和制约下进行讨论而达成的。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其实是人类所希冀的理想生活方式，即在一种没有内外制约的情况下 ，通过理性讨论和真诚沟通达成理想的人际关系。3.从共识真理论到沟通理性哈贝马斯试图透过对语言本质的分析来证实他的论点。哈贝马斯认为，在人类使用语言沟通的过程中，潜藏着对此种理想生活方式及对真理的追求，即“达至了解”或者“获得普遍而没有制约的共识”是潜藏在人类语言里的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达成要求一个没有任何制约的“理想沟通情境” 。在理想沟通情境里，有三个“有效宣称”规范着语句的使用，这些有效宣称可以理解为是一些必要的条件指引说话者正确地运用语言与他人沟通。一是“真理宣称”：在认知层面的沟通里，我们期望透过所使用的句子将外在世界的事实反映给他人，因而这些句子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是否能表达事实的真相；二是“正当宣称”：在语言使用者和别人沟通时，要遵守支配着人与人沟通的社会规范，才能合理和正当地实现与他人的沟通；三是“真诚宣称”：我们期望使用的语言能使别人相信我们是在真诚地表达我们内心的想法和感觉。哈贝马斯对通过对“沟通”和“沟通行动”作出界定来进一步说明理想沟通情境。为了达致目的或满足一己的欲望，我们很多时候会用语言跟别人沟通和协调行动，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正在从事“沟通行动”。哈贝马斯认为，一个社会行为是否属于“沟通行动” ，主要是取决于行动者所用的协调方法。如果我们协调的方法是以欺诈或满足 一己欲望为最终目的，则不属于沟通行动；如果其所运通的方法是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达至相互理解的沟通，并由此而协调资源的运用，去满足各自的欲望，这便是属于“沟通行动”。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在现实的人际沟通里，大多数人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目的去做协调工作的，现实层次上的人际沟通常常是欺诈性的和扭曲的。从哈氏的角度看，这都不是沟通行动，这样看来，哈氏提出的沟通模式似乎只是一种“理想” ，并且也是一种“道德取向” 。但哈贝马斯认为他的理想沟通情境其实已经存在或潜藏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他通过对有效宣称的分析来论证这一观点：在人际沟通的过程里，就算在扭曲或者相互欺骗的沟通里，沟通者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让对方明白自己言词的意义，否则也不能达到欺诈的目的。基于这一点，沟通者需要遵守哈氏所指陈的那些沟通原则，起码在第一步的沟通层面上，要依赖哈氏所说的“更加论据的力量” ，要经过论证和反复讨论来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综上所诉，哈贝马斯通过对人类言词行为的分析，发现人在使用语言时，蕴含重视自主性和负责任以及追求真理的倾向；而“真理”是透过反复讨论而达至的“共识”来界定的，这个共识的达成涉及一个“规范基础” ，这一规范基础涉及一个没有内在和外在制约，只由“更加论据的力量”来指引的“言辞情境” （即沟通情境） ，这一言辞情境只有在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里才会出现。这便是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的起点。如果哈贝马斯对语言使用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由此而建构出来的规范基础就并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念，而是具有一定客观依据的，这也是哈贝马斯沟通理性的重点所在。（二） 对韦伯西方理性化思想的批判1.韦伯的悲观主义论调从现实的层次看，近二三百年西方历史的发展似乎并非以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做主导，反之，我们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科技理性控制着人类的活动。这一发展主要由启蒙运动引发。启蒙运动二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人类带进了一个极丰裕、极舒适的物质世界，特别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人类的物质生活更臻完善，启蒙运动所要建构的“现代事业”似乎实现了。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发现“现代事业”并非如最初的想象般完美，在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同时，人类的精神活动却日渐萎缩，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不少学者都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制度抱有悲观的看法，并产生如下疑问：人类是否会完全受制于科技理性，是否完全被感官文化所控制了？除了感官上的享受以外，人类是否已经没有了其他理想？功利社会里的物质追求是否已经是现代的“终极关怀”了呢？对哈贝马斯而言，韦伯是第一位明确地质疑启蒙运动预言的学者。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启蒙运动的理想，但他指出，无论在逻辑和方法论的层面上，还是在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如启蒙运动的学者想象般，可以同时解决价值和政治问题。科学技术处理的是事实层次的事项，而道德和政治上的问题却属于价值层面的事物，我们是不能从事实层次推出价值层次的结论的。从现实的发展历程来衡量，我们反而有理由相信，科技的发展虽然带给了人类物质生活上的高度享受，却同时建造了一个“铁笼”把人困于其中。2.对韦伯合理化进程的批判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1)科技理性的控制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哈贝马斯理论的一个要旨，是要证明 18 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现代事业”并未走到穷途末路，其历程仍未完结。他和韦伯等人一样，认为西方社会发展至现在，科技理性几乎控制了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也严厉地批判了科技理性对现代社会产生的坏影响。然而他和韦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并不是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有其他发展上的可能性，我们不必以悲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只要我们采取另一个分析角度，事物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脉络。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对西方理性化过程的分析，只看到了事实的一面，即从二百多年来西方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衡量，科技理性将人控制住了，而且有愈变愈烈的趋势。然而，哈贝马斯认为这不是西方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韦伯把理性发展过程的“形式”或“逻辑”和其发展的“内容”或“动力”混淆了。前者是指理性的所有特质，而后者是指西方历史发展上的一些偶因。近数百年来西方理性化的发展过程只是展现出这些偶因的特征，我们不能以此来断定科技理性的控制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我们选用另一个分析架构，会发现人类是可能有其他出路的。(2)关于“世界观解咒 ”的分析哈贝马斯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韦伯是能够指出西方理性化过程的根源的。韦伯认为， “世界观解咒”是导致社会理性化出现的前奏，哈贝马斯对这一观点持赞同的态度。世界观解咒是指普世式的宗教在不同的地方发展起来，导致不同的文化领域的区分，以及具有巫术和神秘色彩的世界观接替，代之而起的是由此种总教官引发的一种普世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相信一个有意义和有秩序的宇宙的存在，并且人类在此宇宙中有其特定的位置。但哈贝马斯认为，韦伯没有清楚地解释这种世界观的转换是如何可能的，又是如何产生理性化的发展的。韦伯从个人行为的取向角度来解释世界观的变换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他认为清教徒的生活方式使个人行为的价值取向愈趋功利和计算，这播下了工具理性当道的种子。而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忽视了理性化过程中个人“意识”上的改变。他认为，现代人意识结构的形成才是上述理性化历程发展和出现的先决条件，或者起码是相辅相成的现象。哈贝马斯采用了皮亚杰的遗传结构理论，从个人成长意识的发展过程来解释世界观转变的情况。人类从婴孩至成年要经过若干个心智发展的阶段，我们以“自我中心”来指称孩童的心智状况，以“非自我中心”来指称成年人的心智状况。哈贝马斯以孩童期的心智状况来比对生活在具有巫术和神秘色彩世界观的人类情况，这时人没有发展出自我与他人之分别，也不能把宇宙和生活上的不同领域分辨开来；相对应地，他以成人的心智状况来比对世界观解咒后的情况，这时人类把自我和他人分割开来，同时亦可把不同范畴或领域的事物区辨开来。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韦伯对西方理性化历程的分析是以个人的自利行为为取向进行解释的，其侧重点放在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的层面上，并重视人类形式和经验层面验证的认知能力，这特别在人类对自然科学技术层面的认知能力里反映出来；但哈贝马斯认为韦伯没有看到人类在世界观解咒的过程中发展出的另一种思辨的理性能力，即用不同范围的演绎架构去理解外在的自然世界、互为主观的社会世界和主观的内心世界，用不同的逻辑或理据去评估和理解不同领域的事物。(3)新的理性角度的提出哈贝马斯明确指出，不同世界观的区分或不同文化领域的区分，是指三种世界领域的区分：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这三种不同的世界分别对应三种不同领域的事务：自然现象、道德法律和艺术。每一种领域和事务，都具有不同的理解和判断标准，即具有不同的有效宣称：客观世界对应着真理宣称、社会世界对应着正当宣称、主观世界对应着真诚宣称。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有不同的理性标准去理解和评估不同领域的事物，这是人类理性化过程的结果。对哈贝马斯而言，西方的理性化过程包括人之宇宙观的发展以及个人自我心态和意识上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指个人层面的理性化过程。在哈氏心中，世界观解咒不单是指人类采取了一个认知的态度去理解外在世界的事物，同时亦是指人类懂得用理性的态度跟别人交往，并且接受不同的演绎角度去解决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理性是指沟通理性而言。哈贝马斯对西方理性化过程的理解和韦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把理性化过程等同于目的理性的理性化过程，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广阔的理性概念。在他看来，对形式认知层面的掌握和对不同事务相应理性标准的掌握，同时是理性化的成果。至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性角度” ，亦显示出哈氏的批判理论的批判重点所在。(4)从“单向理解 -科技理性“到”双向理解-沟通理性“哈贝马斯指出，一直以来西方学者都循着一条延续了“笛卡儿典范”的“单向理解”模式分析社会及人的现象。这一单向理解的模式，不论是在认知层面上、在验证的程序上，还是在建构“理性”概念的过程里，都预设了外在世界的客体是独立于主体个人而存在的，认知主体和被认知客体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并具有一套不受主体影响的客观方法或程序去达到这些目标。这不仅是实证论者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基本预设，也是韦伯用来解释西方理性化过程的理性架构。很明显，循着这条单向理解模式，再配合主客二分法的观点，塑造了一套主宰近代西方传统的思考模式。用这套模式了解西方理性化的发展过程，就不难得出如韦伯等人的悲观态度和看法了。但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社会并非只能够提高人的物质享受，而在其他层面的发展上一无是处。现代社会虽然产生了科技理性的独断，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解放之可能性。哈贝马斯认为，从单向理解的模式去检视西方理性化的过程，是看不到人类其实有另一条可能的出路的，也看不到人类的存在并非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人做基础，而是以“双向理解”的沟通做起点的。从双向理解模式出发，结合共识真理论与普遍语用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是如何可能代替“工具理性” ，作为分析社会的架构的。哈贝马斯的分析重点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层面上。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从人存在的基本层次看，这意味着沟通是人性的一种本质，或者说是人际间的相互理解是人存在的基本要求，由此，哈氏认为，语句或理论的真假值，主要是由参与讨论者在没有压力和约束下通过沟通所达成的共识决定的。哈贝马斯以人的相互沟通为依据并以此为分析人类行为的架构，而实证论者却以主体和客体二分的单向理解模式，结合者个人如何利用外在世界资源满足其欲望的生活取向来做分析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改变此理解观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看清楚现代社会的病源及其可能的超越和演变。倘若我们接受了哈贝马斯这一较广泛的理性观以及“沟通理性”的概念，那么，在检视西方近二三百年来的历史演变及其理性发展的过程时，我们会得出跟韦伯不一样的结论。（三）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与系统理性化1.“系统-生活世界”的提出哈贝马斯从沟通理性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是循着一个进步的方向发展的。从个人层面看，世界观解咒和不同文化领域的区分丰富了人类对事物的演绎角度、增加了人类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胸襟、同时也促使人类透过沟通来疏解冲突的意见和纠纷。哈贝马斯心中的现代社会救赎之路，是建立在沟通理性的可能性上的，而这一可能性又表现为个人意识的提升和发展。但是，个人的发展只能够在相应的社会脉络和系统之下进行，这里涉及个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制度的关系可以分别从解释和政治两个层面来分析。在解释范围内，涉及理解社会现象是以微观个人层面还是以宏观社会层面作解释的起点；在政治范围内，则涉及个人在面对制度的压力时，如何展开个人的自主性问题。哈贝马斯尝试建立一个糅合了个人和制度层面的双重架构“系统-生活世界”来回答个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哈贝马斯虽然采取了“系统-生活世界”这一双重架构去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但从总体来看，他是以个人或生活世界为主导的，并由此引出系统层面的理性化，也由此展开现代社会救赎可能性的讨论的。2.生活世界及其理性化(1)生活世界的含义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的一个证立点，是在人的交往或语言使用里显示出人希冀着上相互的真诚了解，也就是说，不用任何内在或外在的压力加诸对方身上，而只是用论证来说服对方达成共识或了解。这种以“最佳论据”作为人际沟通的准则，具有深远的道德和政治上的意义。这种人际交往意味着人类放弃了用武力或其他内外的制约来协调人的行为，以沟通和对话去处理人际间的冲突。哈贝马斯认为，人类之所以能以“最佳论据”的模式作沟通，其中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人类可以分辨不同的文化领域，并且懂得使用不同的演绎法则和角度去理解和处理不同文化领域的事务，这是理性化进程的结果。为了进一步具体地描绘这一进展的过程，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以及生活世界理性化这一历程。对哈贝马斯来说， “沟通行动”和“生活世界”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了解“生活世界”的概念对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理解“沟通行动”具有重要意义。人类之所以能够沟通并且发展出以没有制约的论辩来作为协调的准则，主要是每一个人都拥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拥有一组庞大而并不明确的背景资料和知识作为人类沟通的指引，哈贝马斯跟随现象学的传统，将这些背景资料命名为“生活世界” 。换句话说，沟通行动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人类存在于共同的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一方面代表着一种规范人类互动的整合准则，指谓着人类共同接受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构成个人行为取向的养料；另一方面，生活世界被理解为是一个研究架构，代表着研究者同时是社会参与者，采取了一种介入自己价值判断的研究路径。哈贝马斯指出，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和人格三种结构，不同层面的沟通具有不同的意义。在文化层面上，人类间的相互沟通不单只依赖文化资料和媒介，而且在沟通的过程里，会同时传进和更新文化的知识；在社会层面里，此沟通行动不单只调节不同意见或社会行动，也会促使社会整合和加强人类的归属感；在人格层面，沟通行为实现社会教化的过程，并促使个人自我观的建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结构及其演变是部分地取决于生活世界的存在和变动的，具体地说，生活世界构成了社会的符号意义层面，由此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更新。这也代表了社会调节的机制由依赖制约转为依赖理性的讨论。(2)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待生活世界理性化的过程：生活世界结构上的区分、其结构上的“形式”与“内容”的分离、符号意义层面上的复制过程之反思性的增加。所谓生活世界结构上的区分，是指文化、社会与人格者三种结构不再笼统地被具有神秘色彩的世界观所控制，而是各自顺应着理性交往的角度独立起来。传统文化不再扮演不可争议的权威角色，而是处于一个不断作自我反思和改进的状态；社会秩序的建立及其合理性愈来愈依赖一些程序去决定其合法性；个人自我存在的形成不断透过对自我的肯定而建构起来。这些生活世界上结构的变动，是随着人类以沟通代替对权威的盲从才成为可能的。所谓生活世界“形式”与“内容”上的改变和分离，是指人类思维和理解能力上的提升和抽象化。人类在建立自我认同时，不再像往昔一样依赖神秘世界观里的权威崇拜，而是依赖一些因素如沟通的预设、论证程序以及抽象的基本价值理念等。现代社会的法律秩序和道德规律，愈来愈建立于一些较普遍的率则之上，而不是具体的特殊内容；个人社会化过程里所获得的认知能力和性格结构，愈来愈不依靠个别具体文化知识，而是建立于上述的抽象普遍原理。所谓符号意义层面上的复制过程之反思性的增加，是指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不同的社会制度里，甚至是教育下一代的过程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性上的反思日益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从以上的分析看，社会理性化过程首先是指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这意味着生活世界所蕴含着的世界观愈来愈清晰，人类亦开始懂得用不同的架构和演绎角度沟通，且人与人的交往透过理性讨论多于受权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威的制约。然而，倘若在社会理性化的过程里，出现了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发展，那么，为什么仍会出现科技理性当道和人际关系疏离的现代社会困境呢？对此哈贝马斯提出了社会理性化的另一个层面“系统理性化” ，并认为系统层面的理性化导致了对人类行为的控制。3.系统及其理性化(1)系统的含义系统这一概念对哈贝马斯而言有两个意思。一是系统作为社会的制度或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系统与日常生活世界同时具有调节人类行为的作用，其分别在于生活世界是在价值层面上规范人际活动，而系统是从功能层次调节人类不同目标的生活方式和取向；二是系统与生活世界一样，也是研究社会世界的分析架构。系统在这里意指研究者采取一个观察者的客观角度，去分析和了解社会现象；同时也代表着一种系统分析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去了解，重视其结构和功能的层面。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用他的话说，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要了解这一现象，就要考察系统的理性化过程。(2)系统的理性化过程哈贝马斯把系统的理性化过程分作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平等式部落社会” ，在这一阶段里，具有神话色彩的世界观不但促使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同时也给人类日常交往提供意义基础；第二阶段是“等级制部落社会” ，这一阶段里，社会在本质上和平等部落社会没有多大的分别，系统整合和社整合仍然是源出一致。就以上两种社会的情况而言，生活世界和系统并没有分开来，甚至在具有神话色彩的世界观的支持下，系统的发展是以生活世界里的符号意义为基础的。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到政治权威的出现。政治权威的权力并非来自世袭集团或家族，而是建立于司法制裁之上的。权力机制跟亲族结构分离开来，慢慢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即国家。在国家中，过去具有神话色彩的世界观被语言结构代替了，这一状况可以称之为“神圣语言化” ，即人民在日常和政治事务的中的共识是透过语言对话而达至的。这一阶段即第三阶段“政治阶级分层社会” ，在这一阶段，货物在市场上的交易由金钱做中介。慢慢地金钱变成了主宰社会的机制，到最后，经济由政治秩序分割开来，就出现了第四阶段“经济阶级结构社会” 。4.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与系统理性化之间的关系系统和生活世界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哈贝马斯指出，在早期的社会里，人类的思维和意识仍然处于一个较简单的状态，社会制度远不如现在复杂，对这一阶段社会现象的理解，大致上可以依靠比较直观的分析。但随着社会的演化，个人的思维和意识层面演化至较高的阶段，社会制度变得复杂起来，人对物质层次和生产方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制度系统上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不能光是依赖直观式的研究思路，而要配以相应的系统分析才能恰当地掌握情况。因此，系统虽然最初是因着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而产生的，但很新祥旭咨询电话：17521023199（同微信）明显，系统具有一般社会科学所描述的宏观结构的特征，即系统虽然是个人行为的结果，但却拥有一些“凸显性质” ，反过来制约着个人的行为。换言之，西方理性化的过程，首先出现在生活世界的层面。由于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人类的各个文化领域各自独立起来，人类意识到不同范畴和层次的事物有其各自不同的真假和对错标准。慢慢地，个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和自主性不断增强，理性思维代替了原来对神圣事物和权威的崇拜。但与此同时，社会系统也随之扩张和复杂化。我们以个人参与者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现象和结构的同时，也不得不运用系统的方法，以观察者的身份去进行理解和分析。在存在层次上，系统对个人的制约也日益显著。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悖论。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系统-生活世界的解释架构，同时蕴含着方法论和批判层面的两重意义。方法论层面，它糅合了传统上的宏观和微观的解释架构来分析社会；批判层面上，它从实质存在的层面上解释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凸显个人自主性的价值，另一方面批判社会制度如何压抑和支配着个人自主性的行为，进而导致韦伯所言的自由和生命意义上的失落。从哈贝马斯的理论着眼，理性化的过程原本是以语言代替了传统信仰做沟通或调节人际关系的形态而出现，但这一转变却加重了人类在日常事务上的负担，即人类在众多繁复的事务里要依靠自己的理性思考来做决定。对应这一发展，社会出现了一些“宽减机制”去缓和及减轻纯粹依靠个人理性思维做沟通的负担。宽减机制有两种，一是指凝固了人类以语言而达至的沟通，二是指以其他媒介代替了语言作沟通。就“凝固”机制而言，是指在日常的沟通里，人类以权威或地位作为信赖的准则来代替自己的理性思考。倘若这种信赖或权威的形成是以相关领域内的理性讨论而达至的，那么这种凝固个人理性思维而达至的沟通仍然可以称为是理性的。就另一种媒介，例如金钱和权力代替了语言沟通而言，我们可以说，其沟通行动是非理性的，是由经验层面的物欲所指引的。以金钱和权力作沟通媒介，可以调节更复杂的人类互动网络，但以金钱和权力作为人类行为的整合机制，虽然最初是由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所促生或引发的，但其后的发展却独立于生活世界的理想沟通模式以外。总而言之，理性化的过程首先源于生活世界的理性化，由此而导致或促生了系统层面的理性化，但最后却出现了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化的情况。（四） “生活世界”殖民化1.生活世界殖民化概念的提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产生的制约展开批评，其中马克思的批判最为严厉和深入。马克思从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的角度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把人类生活上的各领域商品化，使得现代人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中。然而，对于哈贝马斯而言，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困境的分析虽然极为深刻，但他过于从经济角度着眼，把一切问题都还原到经济层面，忽视了其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