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新功能主义社会学 新功能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股重要思潮，影响遍及欧美许多国家。 1985 年亚历山大等人明确提出新功能主义 主要的代表人物： 亚历山大、柯罗米、芒奇、艾森斯塔德 等 主要的代表作：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结构与意义行动和它的环境新功能主义 亚历山大和柯罗米合著分化理论和社会变迁 一、背景情况 1.新功能主义诞生的背景 (1) 帕森斯理论 的局限性以及由此而招致的各种批判； (2) 各种理论流派 纷纷登场，表新立异，反而使社会学领域陷入混乱局面，人为地限制了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 (3) 西方社会学家意识到 打破现存的理论疆界 ，对各派理论进行恰当综合的必要性，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对分离的理论重新进行综合。 2、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 Jeffery.C.Alexander），美国人，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生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968-1969 年开始对帕森斯感兴趣，之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热衷于帕森斯的是想家 受古尔德和斯 梅尔塞的影响开始关注帕森斯 学术抱负是建立一种更综合性的社会理论，帕森斯不是终点而恰是一个起点。帕森斯的理论是一个可以用来思考的东西，但从来不是惟一用来思考的东西。 1976-1980 年修改博士论文时，发现与帕森斯及其大部分追随者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功能主义的内涵相对较小，使用了“新功能主义”的概念，在此框架下，在对帕森斯的理论做出根本批判的同时，又与他的一些基本观点保持联系。 公开的表达对帕森斯的不满，限制了对早期的、更传统的帕森斯学派的充分理解，并最终导致了对它们的低估，这一定恰恰是非常错误的。 3、新功能主义在社会理论领域中的定位 面对八十年代新功能主义的出现，在六十年代形成自己理论体系的理论家们 那是一个激进的社会学业已彻底抛弃帕森斯思想的时代 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回归” ，新功能主义是“对当代理论的重大冲击”。 “帕森斯学派的复兴是八十年代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意味着一种“循环发展的模式”，其特征是对帕森斯理论的扬弃，而不是全盘抛弃，它表明“不同思想流派随着时间的流逝，轮流支配着我们的注意力”，并且“那些在各种理论传统中领导潮流者都遵循这同一模式”。 “考虑到帕森斯学派理论建构的严密性 与深刻性，社会学理论的当前任务是不应该对它进行全盘否定，而应该对它的缺陷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整” 新功能主义所努力改造的，不仅是学科的结构，而且是当代社会理论的话语与自我意识。如果不参考帕森斯著作中某些重要论题，事实上，我们无法就当代社会建立任何社会学理论。 4、对功能主义的新解释 1985 年在新功能主义一书中对“功能主义传统”的重新解释。他认为，功能主义传统是由六个特征构成的： （ 1）功能主义在 描述性 而非说明性的意义上提供了一种 社会各部分间相互关系的途径，社会是由彼此相互作用的各要素所组成的、多元的和开放的系统； （ 2）功能主义不仅关注 结构而且关注行动 ，不仅关注行动的实践性和手段性方面，而且也关注它的表意性与目的方面 （ 3）功能主义关注 社会整合及社会变迁 的过程 （ 4）功能主义假定 人格、文化与社会 之间的区别是社会结构所必需的，他们之间相互渗透的张力是产生社会变迁的根源。 （ 5）功能主义认为 分化 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 （ 6）功能主义强调 概念化与理论化 的独立性 亚历山大认为“虽然功能主义上述六个特征的每一个方面都与社会科学中其他线索相关，但没有哪一种其他的 理论传统可以认同于功能主义的上述所有特征”。 因此，功能主义传统实际上比其他社会学理论传统 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它“具有成为一种成功的社会学理论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因而是当前对社会学理论进行新综合的最合适的基础，甚至是“唯一可行的基础” 另一方面，新功能主义作为一种“新”功能主义，不仅是要简单的复活老功能主义，“强调继承性和内部批判双重要素”，一方面对老功能主义的缺陷进行内部批判，另一方面在吸收 60-80 年代间许多新理论的基础上 “重建”功能主义 。 二、社会学的方法论 对理论和经验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的 争论 （ 1）经验论 （ 2）唯理论 经验与唯理论偏向于哪一端 亚历山大认为，在对科学的本质及其内部各因素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 （ 1） 实证主义 的解释，其关键预设是认为 事实（经验）陈述可以和非事实（非经验）陈述及关于一本问题的论述相分离。 因此，哲学或形而上的一般理论对于经验研究取向的社会科学不具有重要意义。真正的社会学应具有这种“科学”的自我意识。经过归纳经验观察的方法来逐级概括，最终得出一般性的理论陈述。 亚历山大认为，这种将 科学研究视为单向运动 的观点，必然会导致想象力的枯竭 （ 2） 非实证方法 ，认为科学知识本质上只是一种 非经验性 的规则，专注于理论之间的分析与综合，忙于尝试将理论观点还原或合并为种种这样或那样的特殊的非经验规则 这两种理解对科学本身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他认为，科学是由 多维层次构成的连续整体 从最一般的、形而上学的假设到较具体的理论假设和模型，再到更为经验性的假设和方法原则，最后过渡到与经验相关的假设和“事实”。 可以分成两类： 一般性话语和研究项目 一般性话语包括一般性预设、意识形态取向、模式，研究项目则包括右边的部分。 亚历山大认为， 科学连续体 中每一层次之间在研究规 则上都具有 相对独立性 ，虽然同时彼此间还有高度密切的联系。社会学理论逻辑的任务就是要揭示 这些科学规则的作用及其内部相互作用 。 亚历山大称这种关于科学实质的观点为 “后实证主义” 的观点：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同等看待。 但由于后实证主义是作为实证主义的对立立场提出来的，它实际上更为强调的是理论研究的作用。 与非实证主义不同的是，对理论的强调并不导向对经验研究的忽视。 在亚历山大的观点中，每一种科学活动的模式都既独立又相互依赖，因此，理论就不能被简化为事实，因为事实被收集和解释的方式同一般性话语、一般性预设、意识形态和 模型相关，上述这些指导了概念的定义、命题及法则的陈述、方法论的创建和数据的收集。理论不仅要通过事实来评价，还要通过一般性预设、意识形态立场和系统的概念来评价。 后实证主义的四个基本原则： （ 1）所有的科学资料数据都是由 理论 内在构成的； （ 2）经验的承诺并非单独以 实验证据 为基础； （ 3）一般理论在常态上是 独断论的和水平向 的，而非独断论的和垂直向的； （ 4）科学概念的根本转变只有当出现了其他理论框架从而是以应付新经验时才会发生，因为 理论争论 是科学变化的动力之一。 层次化约和层次混淆的问题： （ 1） 层次化约 ：当研究者武断地认为一种层次的特性最重要，并且只用它来进行本来有多层次特性的社会学研究，就发生了层次化约。 （ 2） 层次谬误 ：如当一般性预设仅仅被视为意识形态的表达时，或者当社会学模型的阐释仅仅被当作观察性的陈述时，就发生了层次混淆。 层次混淆和层次化约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没有意识到一般性话语的部分独立性以及其他方式的社会学研究的普遍理论义务的影响。 三、社会行动理论 在韦伯的基础上，帕森斯将行动研究引进实证主义的功能主义理论中，帕森斯试图通过这一做法将理解社会学对微观个人行动的强调与实证功能主义对宏观社会 结构的强调结合起来，以克服传统功能主义只重宏观不重微观，只重社会不重个人的缺陷。 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强调行动 受规范制约 的一面 亚历山大汲取了符号互动论、本土方法论等微观社会学理论的观点，提出了更综合性的微观行动理论模式。 亚历山大提出行动总是沿着两个基本的维度进行：解释和谋划 行动不是高度规范化或机械化的过程，如符号互动论 /现象学所说首先是理解性的；但行动并非只是理解性的，同时也是 实践性的和功利性 的。 解释和谋划是任何行动过程在任何时间点上都包含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不能把它们设想为两类不同的行动或者同一行动过程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解释又包括两种不同的过程：类型化和发明。 （ 1）类型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解释事物的基本方式。 （ 2）类型化并不是人们理解现实的唯一模式，尽管我们总是力图将遇到的每一事物都概括到我们已有的分类框架中，当真实的事物总是每每不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用现有的分类系统无法涵盖的新现象、新性质，这时就需要创造一些新的范畴或类型来标识它们，这个过程就叫“发明” /创新（ invention）。 行动过程中根据最小费用原则来配置时间和能量 -谋划或策略计划 谋划须以解释作为基础，而我们的策略计划过程也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解释或理解过程 行动不再是一种木偶式的“规范性行动”，而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理性行动。它不再是简单地遵循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压力，而是积极地去寻求改变它所遭遇的环境。 四、社会结构观点 帕森斯与传统功能主义的不同：提出了行动与体系的关系， AGIL 模型：行动体系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系统，每一层次都具有四种基本的功能要求：适应、目标达成、整合和模式维持；为了满足这四种基本的功能要求，行动体系就必须层层分化为四个相应的子系统，以分别执行四种系统功能：有机体 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每个子系统又进一步分化为四个子系统，如此一级级分化下去。行动体系各层次的四个功能子系统之间不仅是一种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关系，还是一种控制等级关系。 社会系统既是一个由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有机体，同时又只不过是整个行动体系的一部分。它由人类的单位行动所构成，又与行动体系的其他部分相互区别、相互联结，共同形塑了人类行动本身。 亚历山大区分了行动与行动的环境两部分，认为 AGIL 功能分析模式不能用于分析行动自身，而只能用来分析行动的环境。 他认为具体的行动是不能被拆分性地割裂为不同的系统要素的。 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等并非是作为行动本身的要素，而只是作为行动的环境要素进入行动过程当中的。这些系统也只是作为具体行动的一种外部环境来对行动产生影响的， 作为具体行动的外部环境，它们为行动提供真实的行动目标、手段、社区支持、规则、意义框架等 。 这些环境要素既是行动赖以展开的前提条件，又是具体行动的产物。行动者在它们所提供的限制范围内展开行动，同时又不断地突破这种限制，创造新的行动环境。 罗西批评了帕森斯功能模型中的“文化决定论” ，尽管只有参与文 化系统之中，人格系统才能存在，但文化系统也只能当它克以内化于人格系统时才能存在。 因此，行动体系的四功能部分之间不是一种机械的控制等级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的相互建构关系。因此，四部分造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辩证张力。 芒奇提出行动总是发生于一个可由 “符号的复杂系”和“行动的偶然性” 这两个维度来加以刻画的空间之中。首先，人类行动是一种符号控制下的有意义的行动，指导着人类行动的这些符号其数目与相互依赖性在不同的行动过程中是各不相同，变化不定的。其次，人类行动是一种符号控制下的有意义的行动，这一特征本身就蕴含了人类行动的偶然性。 五、 社会变迁的观点 帕森斯晚年对于“分化理论”的观点：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是社会分化；推动分化的基本动力是社会的功能需求以及由此导致的结构性压力；社会分化的结果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的效率和效力；认为社会分化包括分化、适应性增长、包容和价值概化等环节。 批评： (1)关于分化是社会变迁基本形式的说法过于 空泛 ；（ 2）对社会变迁动力的解释过于 简单 ， 忽视了权力与冲突对变迁的影响等；（ 3）认为分化必然导致效率提高值得怀疑；（ 4）对现代社会的状况过于乐观等。 新功能主义接受了上述批评，试图在坚持分化理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分化理论。根据柯罗米的归纳，他们的努力主要指向四个方面： （ 1） 扩展原初分化理论模型的经验范围 ，通过发展出一些与社会分化的“大趋势”相背离的变迁模式来补充它。 1) “逆分化” 现象的存在（鲍姆、莱切尼尔） 拒斥社会的复杂性而促使社会组织朝着较低分化水平的方向变迁； 2) “不平等的分化” （钱帕基） 不同的功能领域在分化的速度与程度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3) “不平衡的分化” （柯罗米） 某一制度部门或角色结构在不同地域之间分化速度与制度上存在的差异。 4)“受挫的分化” （斯梅尔塞） -某些分化过程受到阻碍。 （ 2） 超越对分化的纯系统论或进化论的解释 ，趋向于强调 偶然性、具体群体 以及社会冲突对分化过程的影响。 艾森斯塔德对具体社会群体的动员、群体联盟的形式、群体对相关资源的控制以及群体冲突等进行了说明，视为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 “制度提倡者”的概念 （ 3） 增加社会分化结果可能性的范围 ，承认 效率和整合能力 等只是分化的可能结果之一。 （ 4） 改变原初理论“价值无涉”的形象 ，用一种明确的批判 “现实主义”态度取代对现实社会的乐观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