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考研:哈贝马斯资料.docx
哈贝马斯(知识旨趣、二重理性化与二重整合)不是说人们想要进行沟通,而是说他们必须这么做。哈贝马斯生平主要著作基本关切作为一个“希特勒年轻一代”的一员,拷问德国/欧洲向何处去?作为一个身处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见证者,反思新的资本主义时代中的合法性危机 ;如何在现代技术统治下的资本主义时代里,寻找一种基于民主政治的,理性政治讨论?社会科学如何为批判提供有效的手段?通往知识的旨趣讨论;知识的旨趣1972知识与人类旨趣 :人类有三种可自由支配的手段建立社会组织:从事劳动,进行沟通,自由思想。所有知识都必须从导致实践行动者创造这种知识的旨趣(interests )的角度来理解。批判理论家的任务就是确定导致理论生产的各种知识旨趣之间的关系,确定制定理论的历史条件。因此有 technical、practical 和 Emancipatory 旨趣。分别通过工作、语言和权力三种媒介来扩大实现程度这些旨趣又限定了知识的三种可能范畴:信息,扩展我们的技术控制权力;解释,使符合共同传统的行动取向成为可能;分析,使意识不再依赖于实体化的权力。知识旨趣的体现这三种知识形式在其最具科学性的层次上分别体现为:自然科学,在经验主义方法论框架内运作并进行分析,促成对客体化过程的技术控制;历史解释科学(如历史学、哲学) ,在解释共同经验的方法论框架内运作,面向最大限度地达成相互理解的主体际性。批判性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 ,起点也许是经验分析性框架,但可以超越它而朝向意识的转型和解放,使行动者挣脱本似天经地义的约束。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自然科学促进了可能存在一门脱离人类旨趣的纯理论的幻觉。这使自然科学能服务于任何政治体制。这些法则科学或实证科学促成以技术代替启蒙了的行动。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科学/自然科学承担特殊功能。制造一种看似纯粹而价值无涉的知识形式,被视作独立于特定旨趣,在被运用时地位高于实践科学和解放科学。由此取代了政治中的沟通性、实践性取向。政治的宗旨不再是确立及实现共同目标,而是把社会问题当作纯粹技术性问题加以解决。通过使政治问题“非伦理化” ,科学起到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科学时代的反思受自然科学影响的实证论的两个基本特点:以自然科学为典范;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的外部世界:一个语句或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取决于它是否与外部世界相吻合相应真理论;哈贝马斯的批评:对科学主义和科学政治观;社会现象具有的意义性,主体性,使其与自然科学不同;任何针对外部世界的理解都必须经过主观的演绎;“而语句的真假值,是由参与讨论的人在相关的社群规范制约下而达致的共识(consensus)来决定的 ”; 共识真理论(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由此带来两条思考的线索:对于语言、沟通的思考,和对于此种讨论得以可能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的思考;沟通行动理论的出发将批判理论聚焦在不受阻碍的沟通的潜能。能呈现这种沟通的是言说本身蕴含的理性。转向普遍语用学交往与社会进化行动学说:行动者选择如何来建立他们的社会关系。最初基于韦伯,后博采众家,最后借重米德。action(agency)可能有的四种社会学模型:目的论的(策略性的)模型 物质世界中的行动者受成功取向的动机促动,根据短期宗旨或目标在各种行动方案之间选择规范的调节模型 行动者受社会群体成员共享价值和规范指导拟剧论模型 行动者向其他行动者表达主观意识的内容沟通模型 行动者致力于达成对其行动情境和行动计划的理解,以便借助共识协调他们的行动。通过言谈达成理解把理性的概念扩展到其余三种模型,发展沟通行动理性,平衡把理性行动仅看作目的性或工具性行动的片面观点 沟通行动理论任何一个行动的真实性、正确性或道德性是被确立它们的社会背景定义的。是行动的结果。但这种行动是主体际性的。以语言表达或 speech-acts 为中介。通过言说,行动者将寻求在以下三个维度上达成理解:(1)建立和更新人际关系,与属于合法社会秩序的某事物建立关系;(2)表述(或预设)状态和事件,与属于既存事态的某事物建立关系;(3)表达体验,即呈现自身,与属于主观世界的某事物建立关系。行动者在寻求沟通时同时依照相互的言说行动道德上是否正确(正当性宣称rightness claim) 、事实上是否真实(真理宣称 truth validity claim) 、主观上是否真诚,来判断或评价(真诚宣称 sincerely claim)这些评价通过 argumentation 的过程做出。各种相互竞争的有效性诉求同时基于道德、真实和真诚这三个维度相互检验。行动者为自身构成和重新构成着一个由共识和理解组成的世界生活世界从理性到沟通理性哈贝马斯认为 18 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并未穷途末路;在科技理性之外,人类世界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世界的除魔和理性化发展出了不同的世界观体系;发展出自我主体性的现代人面临着三种世界:客观世界(objective)- 对应自然现象/ 真理宣称,社会世界(social world)-对应道德法律 /正当宣称和主观世界(subjective world)-对应艺术/ 真诚宣称;由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双向角度的理性角度:主体间性的沟通理性-以不同于笛卡尔以来基于主客二分的理性化进程;将沟通视为人存在的基本要求:人并非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与他人沟通性的共在为起点的存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意义所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使资产阶级民主表现激进倾向的政治制度的起源、发展和退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公共领域基于此前文学公共活动场所形成(忽视科学与宗教) 。沙龙文化与报刊新闻界有所贡献公共领域中的话语以具有理性批判色彩的辩论为基础。起决定作用的是谁的论点最有力,而不是其倡导者或反对者的身份。公共领域提供公共沟通的典范,有能力实现对社会的理性指引。展现 18 世纪黄金时代,随后衰落与退化。确定转型社会根源公共领域受到两大过程作用,去除激进成分,趋于消逝传媒 越来越多公民被吸纳进公共领域。依赖大众传媒,出现以广告、公关和类似制度为代表的对沟通的操纵政府和专家政府逐渐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随着福利国家的形成,随着巨型公司具备政治功能,公民被组织进各种利益群体,国家与社会的界限趋于瓦解。社会决策越来越脱离公民在政治公共领域中的理性批判话语,成为官僚、有文凭的专家及利益群体精英之间的谈判领域对公共领域说的反思资产阶级公民权话语:表面上平等适于每个人,实际假定公民为有产者。虚幻的普遍主义将公民表现为在社会性别上中立如今被理想化的早期资产阶级时代公共领域完全排斥妇女。为了参与这样一种公共领域,妇女们是否必须以此前专属于男人的方式行事,而避免讨论一些被界定为适合私人领域的特定话题(据说私人领域具有更多的女性气质)将公共领域看作由多个公众群体组成的领域,而不是潜在的一致性预设。重要的是,任一特定公众群体的成员都应有能力进入其他公众群体。实现相互异质的公众群体之间的多元理解,多重关联,而不是树立单一一个至高无上的公众的特殊地位关于公共的观念会通过民族主义的论调,使人们认定某种界限,强调关于整体的话语。民族主义等文化形态一旦压制差异,也就破坏了公共领域贯彻民主的理性批判话语的能力将认同形塑理解为公共生活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先在于公共生活就在一个私人领域里确定下来的 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哈贝马斯以行动的社会学开始,转到秩序的社会学。在分析发达劳动分工条件下的整合时发现涂尔干没有区分两种机制:一是协调行动者取向的机制,一是确保行动的意外结果在功能上相互契合的机制。后者即系统整合,表现为各社会单位之间互赖和交换产生的自然的、令人满意的结果;前者即社会整合,要求重新规范集体良知的道德内容Lockwood 1964 引入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概念。社会整合:处理行动者之间具备秩序性或冲突性的关系的问题。系统整合:处理社会系统中各部分间相容性或不相容性的问题。 (原用秩序性或冲突性)规范功能论学者处理的社会主要有关系统整合,忽略了以行动者为主体对象的社会整合成分。冲突论者则强调社群之间的冲突是社会变迁的基本机制,注重不同社会属性的人们之间的社会整合问题,忽略了系统整合的问题。帕森斯企图以内化的思路,以唯意志论,统摄主客双元格局,其系统化的社会概念过度地客观化。人过度的“社会”化。系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保留帕森斯的系统概念内涵,带进舒茨的生活世界概念。继承和发扬 AGIL 系统说,发展自己的沟通行动理论。对应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从行动主体角度看,社会被理解为社会群体的生活世界;从观察者角度看,社会被视为行动系统,每一行动都根据其对系统维持的贡献而具有功能上的重要性。生活世界基于共识而实现社会整合,系统整合借助个体决策的 nonnormative steering,而不是主观上的协调。从社会整合角度看,行动的统合仰赖行动者具备的规范上安全或沟通上的共识,注重社会世界的内在、行动性取向。从系统整合角度看,注重社会世界外向、结构性取向,基于金钱、权力等制导媒介,诉诸系统性机制,无须诉诸规范性的同意或相互的谅解。 经济和政治 A / G 关注系统整合。I / L 关注社会整合。 每个 AGIL 子系统产生一种交换媒介:货币、权力、影响和承诺。货币和权力的制度化和积累可达到相当程度。而影响与承诺、声望与道德权威的制度化则是脆弱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简单地说,即是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所侵蚀;在现代社会,市场、组织、机构等与个人的自由、生命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个人的意义世界越来越受到外在世界的牵制,在此种情况下,自由何以可能?意义又向何处追寻?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原始社会生活世界和系统大体范围相同。然而,随着社会的演化,系统理性化,制导能力也由此增强系统脱离生活世界。制导组织只是使用货币和权力这些非语言化中介来确立系统的相互关联。规范性调控和认同形塑都回撤到私人化的生活世界领域,以沟通为中介,与系统对立;AG 的生活世界面向、IL 的系统面向缺失,生活世界和系统成为社会实体中两个相互独立、相互关联的实存场域,面向转化为实际的场域分割,历史的趋势变成理论的逻辑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联系被中介化,个体接近组织时,不是以生活世界中产生的身份,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以分化的角色出现。内部殖民化(colonization)模式。不仅是系统生活世界之间的交换,而且是生活世界内部的交换,都成为策略性的。货币和权力正渗入生活世界,并以系统的形象来复制它合法性危机系统具体化为生活世界中沟通性互动的病理性变形危机产生于经济系统,并日益转移到更高层面,直到积重难返何谓危机?一个系统无法产生足够的可交换资源,以满足其它系统的期待或需求经济危机: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润率长期下降及繁荣萧条周期的经济预期。为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国家承担越来越多针对调控、保护、提供基础设施及公共部门生产的责任。危机转移到政治行政系统。理性危机:政府预算负担着日益社会化的生产的公共支出。虽然存在干预经济的需要,但干预又是对资本主义正常社会关系的否定。国家在计划和自由放任之间摸索前行。合法性危机:国家在通过福利转嫁来资助生产和再分配时,暴露出自身作为资本主义仆役的身份。大众撤回了忠诚,国家不再能诉诸国民情怀。动机危机:合法性危机导致社会共同体整合不良,撤回高度私人化的家庭生活,消费取向而非贡献取向占主导。这种取向反过来将在经济系统中导致新的危机趋势。新时代,新批判塞德曼:哈贝马斯希望保护作为一种理性形式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内在于日常生活的理性共识就是批判理论的理性基础。对一个摆脱压制、建立在民主的公共文化上的社会的渴望,并不仅仅是批判理论家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结构中的理想。 有争议的知识战后的发展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社会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入国家和文化领域。矛盾不再集中爆发于物质再生产领域,而是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社会化。社会冲突的主轴变成权利、生活质量、环境保护、维护社群尊严和对教育与健康、文化合法性、社会民主等方面的地方决策权的控制。斗争发生在草根组织和社群中。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把握以经济再生产为中心的物质论动力机制,还要把握关注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形成的观念论过程。寄望新社会运动。关注生活质